“软件中国造”，这是2004年2月18日“中国软件产业国际化研讨会”的主题。研讨会云集了信息产业部产品司司长张琪、中国管理软件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冲、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李明树等官员，以及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陈永正、神州数码有限公司总裁郭为、金山软件公司总裁雷军、中软公司总裁唐敏、东软集团副总裁卢朝霞和亚信公司副总裁张振清等著名软件企业领导，给整个软件行业一个极好的“反躬自省”的机会！我们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认真地思考和探讨一下这个时下被业界咀嚼的有些过热的词——国际化。
国际化，不仅仅是外包而已
二月初，金山软件公司总裁雷军接到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的电话，邀请他参加本次研讨会。雷军很犹豫，因为他“自己害怕对国际化的理解跟本次大会的宗旨不一样。” 难怪研讨会上雷军说到:“今天听了张司长（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张琪司长），包括各位业界领袖的人物的演讲，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对软件产业国际化定义的困惑，不仅仅是雷军。甚至整个产业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国际化”的外延界限已经被模糊。
2、3年前，业界就开始充满了关于“国际化”的声音:有对软件出口救国论的大肆宣扬;还有的提倡WTO后软件公司要做国际化企业;甚至在管理软件领域，2002年前后在SAP灯塔计划的攻势下，金蝶、用友们就嚷嚷过要国际化。
那么，软件产业的国际化到底是什么？用友软件认为，用友的国际化应该是打开ERP产品的亚州市场和外包业务;东软、中软则认为他们的国际化是外包;神州数码认为自己的国际化从资本、产品、服务开始;金山认为他们的国际化应该立足本土实现赢家通吃;而亚信则认为，研发实力是国际化的前提。
其实这个现象也不难理解，这些企业的发展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对他们来说自然国际化的概念并不相同。比如亚信所处的电信行业是一个本土化色彩很强的市场，虽然亚信在纳斯达克上市，但是其业务国际化仍然是一件比较遥远的事情。
软件世界认为，国际化概念大概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国际化是指国际化业务，也就是海外业务。这是一提到国际化就会想到的，包括软件外包和品牌输出。软件外包正在中国发展得方兴未艾，但真正把软件品牌输出的中国企业却屈指可数。除了北大方正的印刷系统和上海畅想的车载导航系统，就很难再数出什么了。
第二层国际化则是指国际化竞争，国际化竞争不一定发生在海外市场上。随着世界软件厂商对中国的渗透进入以及WTO后各种壁垒的打破，中国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没有走出国门的企业照样要面对国际化竞争。就拿全力进军网络游戏的金山来说，在国内市场上面对的就是来自韩国游戏厂商的强力竞争。
而第三层的国际化指的是国际化竞争力，不论进军海外的还是守在国内的，软件公司都要锻造自己的国际化竞争力，从技术、经营体系、管理、人才、机制都要国际化。正如用友总裁何经华所指出的，有一些公司从创立的第一天运营体系架构就是国际化的，而用友并不是这样一家公司。
国际化，不可逆转的理由
虽然大多数人都已经认为国际化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而是“怎么做”，但还是有部分观点认为先做好国内市场再谈国际化。
这种观点的保守和偏颇是不言而喻的。对中国软件产业来说，国际化到了非谈不可的时候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领先软件企业都已敲开中国的大门，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的市场已经变成一个国际竞争的市场。
中国是一个IT内需潜力很大的市场，但是目前国内市场上60%以上的份额被国际厂商占有。在传统的系统支撑软件市场，继续微软等国际厂商所垄断。在以ERP为核心的企业应用软件，SAP、ORACLE的竞争从高端走向中低端，甚至微软也开始介入这个市场的发展。在行业应有市场，国外厂商也有不同程度地进入。在定制软件服务市场，当中国还没从印度抢到多少欧美市场，印度已经把火烧到了后院，直接来到中国拓展市场。
如果中国软件企业不实现国际化，不走出国门，不仅无法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无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经过20年软件产业的发展到了一个瓶颈。如何保持发展速度和尽快把产业做大，都要求把国际化提到战略的高度。
“没有一个大的市场，不可能造就一个大的产业;而没有一个大的产业，就不可能造就一个大的企业。”对于国内软件业需要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与中软一起做了十多年国际化的唐敏更加深有感触。
“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是所有规模较大的软件公司老总的想法。虽然去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销售收入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但软件在其中仅占不到10%。据预测，我国软件与服务市场到2005年仅能达到2500亿元人民币，而且将被10000多家企业瓜分。难怪大家都感叹“空间”太小。
比如用友，想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管理软件业第一梯队，要达到年收入10亿美金。即便中国的管理软件市场能按预计的那样在未来五年保持25.9%的平均增长率，仅依靠国内市场，用友的目标也很难实现。
东软集团总裁刘积仁对这一点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在给内部员工信中指出:“国际化会使软件企业活得更久。全球有6000多亿美元的软件与服务市场，中国只占1%～2%，其余将近98%的份额在海外。中国的软件企业要去争夺全球98%的市场。只要拿到国际市场的1%～2%，就是中国市场的100%。”
国内软件企业正在为这1%争得你死我活，利润率还不断下降，东软在几年的“数字圈地”之后也感觉到了自己发展的瓶颈。
行动:寻找中国模式
国际化的必要性论证起来清楚简单，但是国际化到底该怎么做却依旧是讨论的焦点。不过在研讨会开始时，王文京和何经华的高举的标语就很能说明他们的态度——“软件中国造”。“Made In China”的软件并不仅仅意味着追求软件外包业务，还要追求“Brand in china”、“Creative in china”。也就是要超越印度模式的软件外包，进一步追求软件产品和品牌的输出。
其实国内在软件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曾经对美国模式高山仰止，后来又对印度的通过软件外包“暴富”羡慕不已。不过结合实际情况，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客观条件，这两种模式都并不相符合。
以创新为本质的“美国模式”，因为掌握了从芯片、操作系统到数据库、中间件等垄断性核心技术，所以享受丰厚的利润，处于全球软件产业的垄断地位。虽然中国曾经在操作系统和中间件上都曾经或还正在努力，但终究没有形成能抗争美国技术的垄断性市场地位、在国内市场上能够撑起一片天的还是应用软件。所以中国现在并无“资本”学习美国模式。
而印度模式呢？和中国同在80年代起步的印度软件，以“外包”提供低端开发，历史产品客户化与维护等服务为主的服务型模式，使印度成为世界上五大计算机软件供应国之一，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出口大国，软件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美国客户购买的软件产品有60%是印度制造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羡煞中国！
从更深一层来说，中国和印度软件产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面对新一轮国际分工给软件服务产业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性服务行业也正在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次转移中最具有竞争力。
但不是一句“劳动力优势”就能简单概括中国和印度。对比中印之间的资源优劣就会发现，如果比较一下劳动力成本，中国的人力成本比印度还要贵一些。不过具有潜力深厚的内需市场，向中国转移的世界制造中心将拉动巨大的IT市场。
而且发展到今天，印度模式的根本局限性已经昭然若揭。印度软件80%以上的收入依靠外包业务，始终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缺少创新能力。这样有两个缺点:一是风险过大，在美国经济衰退或发生突发事件时，印度软件产业就迅速萎缩;第二是没有创新，挣的辛苦钱的外包模式利润在层层转包中越来越少。
正如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所长李明树所指言，如果我们一叶知秋，关乎现在，着眼未来，就要避免出现印度软件产业“技术落后、市场在外”这种局面。
这是目前业内所达成的共识，中国软件国际化的模式就应该是“中国模式”，从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符合自己的特点，不像美国、不像印度，也不像日本或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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