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当然要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支付问题，支付宝也已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今年8月，支付宝与中国建设银行(www.ccb.cn)和中国银行(www.boc.cn)合作，中国用户省去了自己兑换外币的麻烦，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在国外网站购物。亚洲最大的化妆品连锁店莎莎下属的莎莎网、香港护肤品、化妆品网上折扣店草莓网(www.strawberrynet.com.cn)以及日本负责海外邮购网站jshoppers.com成为支付宝首批合作的境外网站。陆兆禧对《互联网周刊》说，支付宝跟海外的合作刚刚开始，明年我们会花更多的力量开拓这个市场，让中国的支付走出去。目的地主要是中国香港、东南亚、中国台湾、新加坡、欧美等发达地区，就是那些中国人乐于去购物但来去成本比较高的地区。
海外市场的拓展也给支付宝带来了丰厚的收益，陆兆禧说，“我们会向商家收取一定的费用，就像信用卡购物一样。”他预计到今年底，签约的境外购物网站数量将超过100家，经营范围涵盖化妆品、服装、箱包、珠宝以及原装数码产品等行业，月交易额将突破亿元。
成为大公司
当IPO、国际化、收购、生态链这些令人振奋的词语包围着阿里巴巴时，人们发现不知不觉中，这个喜欢强调自己草根身份的公司已经成为一家七千多人的大公司了。阿里巴巴能够避免大公司病吗？在大公司的面孔下，它能否保持它的创业激情？而上市正是第一道考验。
跟着公司打拼了七八年之后，将近1000名员工将成为拥有超过100万港元身家的富翁。如何迎接这样一群人？阿里巴巴人力资源资深副总裁邓康明说，“在即将IPO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当作一个项目在研究，上市对很多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B2B公司人员的组合上，50%是工作一年以内的新人，哪怕工作了五年八年的人也不过30岁多一点。马云在管理会上也强调优胜劣汰，“想松口气，贪图安逸的，我也理解你们，但是你们要离开，”邓康明认为，这种压力和自我要求也会驱动他们还要往上走。也不排除少数人会出去自己创业，但不是规模性的。
戴珊说，“如何找到员工成就感的驱动点。这是对管理的挑战。我们也会跟员工分层级沟通，三年以上的，五年以上，一线员工，都得沟通，也会考虑到没有股票的人的心态和有股票的，会出现哪些状况，不断发现问题去解决。”
外来者们
尽管阿里巴巴非常相信自我培养，愿意从土生土长的“老人”中提拔管理层，但随着业务的扩张，对高级人才的需求迫使阿里巴巴不断从外界吸纳人才。2004年从微软来到阿里巴巴的邓康明是阿里巴巴最早的一批从外面找来的高层，他笑称自己现在已经是介于“新人”和“老人”之间的“中人”。到了2005年、2006，年则出现了跨国公司高管大规模进入阿里巴巴的现象，知名的有百事可乐(www.pepsi.com.cn)中国财务负责人吴伟伦、百安居(www.bnq.com.cn)(中国区)总裁卫哲、长江商学院企业战略管理教授曾鸣，美国沃尔玛百货集团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全球采办总裁崔仁辅等人。
吸引如此多的跨国人才加盟，自然是源于阿里巴巴的魅力。邓康明开玩笑说，呆在杭州，就跟呆在微软总部所在的西雅图一样。“在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你被赋予的空间远远大于一个跨国公司的中国机构。在跨国公司的亚太区或中国区，你不能参加到比较重大的决策中；在阿里巴巴，则对原创性的要求就更高一些。”但新的问题是，这些高管以前在跨国公司训练的强大经验，怎么保证能原创出适合这个土壤的东西？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于是，阿里巴巴尽量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他们用一个特殊的词汇—“药性”来形容他们看中的特质，看员工在价值观上是否与阿里巴巴的“六脉神剑”相符。邓康明说，“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很高级的人，有的做到跨国公司的总经理。但如果软性部分让我们担心的话，即使硬件再强，我们还是会放弃。”
不管这些高管如何具有“药性”，刚进入到阿里巴巴，仍然有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的感觉。比如，一些高管在跨国公司已经习惯了拥有专车和司机、旅行时坐头等舱或商务舱，而阿里巴巴这样一个还在打拼阶段的创业公司是不主张这样的行为的；再比如，在阿里巴巴吃饭都是AA制，即使跟马云吃饭也是如此，而在跨国公司都是职位最高的人付钱，他们认为如果让下属付钱会滋生腐败。
每一个进入阿里巴巴的职员，从底层到高管，都必须经过“百年阿里”这一关，用三天到一个礼拜的培训，学习阿里巴巴的价值观。针对高管，还有“中央党校”制度，马云经常会把这些高层召集在一个茶馆里，轻松地聊天，说一说不满和痛苦。孙汉杰是台湾人，今年7月刚到阿里巴巴就任B2B市场及业务发展部副总裁，之前曾在北京电通、Agenda北京担任要职。四个月里他就经历两次马云亲自主持的这样的沟通，他很诧异，“我想象中很多大公司的老板在文章、大的活动中才看得到，讲一些云里雾里的话，但来了阿里巴巴发现，马云总是在落实，真的在这么做。”十字路口
孙汉杰刚来阿里巴巴时，经常有最基层的员工直接跑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讲自己在市场部遇到的各种问题。最开始他还有点不适应，“在其他公司，秘书早就把他们给挡掉了。”但马上他就发现这正是阿里巴巴非同寻常的地方，这个不断走向规模化和规范化的公司却没有大公司的官僚气息，“阿里巴巴员工的想法是为了达到我的目标，完成我的工作，不管你是什么位置的人，都敢冲进去来理论。而大公司的官僚一形成，你就不敢说话了。”
邓康明说，在阿里巴巴，你可以跟马云拍桌子，他也可以骂你，但这是一种跟老婆孩子吵架的感觉。我们会继续延续这种家庭的氛围，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上会更加体系化标准化，靠一个委员会来做这些重要的决定，过去完全是马云的直觉和他对行业的认识。
现在阿里巴巴正处在这个转变的十字路口，但庆幸的是，阿里巴巴清楚地知道由哪些人来完成这个转变。
光环背后
阿里巴巴的基因和文化传承将成为决定其未来的重要支点。
11月6日，对于有着天堂美誉的杭州来说，也才刚刚进入初秋的季节。屠铮觉得今年西湖的秋天格外美丽，自己在这个秋天对于收获有了更深的体验。
晚饭的时候，屠铮一家话题显然比平时多了起来，谈到了屠铮所在的阿里巴巴上市，父母高兴的跟她说：“以前都是想着让你带着我们在国内旅游，要不明年什么时候你也带我们到国外玩玩？”
第二天，是屠铮外甥的生日，屠铮打算赠送几股阿里巴巴的股票给他，并在一张生日贺卡上这样写道：“以后你就是阿里巴巴的股东了，希望阿里巴巴将来象微软和Google一样，说不定这些股票将来能成为你的第一桶金呢。”上小学的外甥似懂非懂的接过了卡片。
5年前，屠铮来到阿里巴巴。那个时候，邻居问父母，她在什么公司工作时，听到阿里巴巴的名字，邻居摇摇头说没听过，父母介绍说是网络公司，于是就有了几个月后邻居抱着家里的笔记本来找她维修的一幕。屠铮回忆说：“那个时候跟别人提起公司来，甚至还有人以为阿里巴巴是个网吧。现在，上市后，公司的知名度高了，隔壁邻居再碰到她的父母时说，你女儿不错，在一个大公司上班。”
当朋友们都羡慕她成为小富婆要她尽快套现自己的期权时，她却说：“与其买一个别的公司的不能掌握的股票，与其讨论公司的股票多少钱一股，还不如今天兢兢业业工作。只有努力工作，公司的股价才会上升。”
随着阿里巴巴的上市，象屠铮一样的阿里人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甚至还有人不无担心的说，杭州的房价又要涨了，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富翁。
11月6日，是阿里巴巴上市的日子。作为内地最大的B2B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正式在香港挂牌，市值超过200亿美元，一跃成为市值最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这一天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IPO记录，也改变了象屠铮一样的阿里人的生活。然而，这一时刻的到来却是阿里巴巴“八年抗战”的结果。
过冬
如果你问在阿里巴巴工作超过4年半以上的人，这里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件事是什么，90%以上的人会跟你提到非典。
2003年，对于成立了近四年的阿里巴巴来说，刚刚看到了一点希望。在这之前，2000年，他们遭遇了网络经济的泡沫，在创立之初就赶上了互联网从狂热的盛夏到冬日的严寒；接下来的一年，阿里巴巴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做“最后一个站着的人”； 直到2002年，阿里巴巴在整个互联网都不赚钱的前提下，才完成了赚一块钱的目标。正当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看到了希望刚要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番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又将他刚刚提出的一天100万元的目标推向了远处。
阿里巴巴因为有一个疑似非典的员工，全公司的人都被隔离。政府决定这个消息之前，阿里巴巴已经自发地先实行了应急机制，所有人主动疏散回到各自家中。所有人在半天之内把办公室的东西搬光了，所有的服务热线转到家里。以至于最后杭州除了阿里巴巴里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因为客户打电话还是有人接，阿里巴巴每天信息都在更新，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唯一不平常的是以前客户打电话都是很甜蜜的小姑娘的声音说：“您好，阿里巴巴。”那两天打电话偶尔会听到很苍老的声音说：“您好，阿里巴巴。”因为阿里巴巴的客服热线转到家里，当客服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可能会是他爸爸接的电话。“我们的同事很紧张，跟他家里的人说电话不要随便接。如果接了第一句话一定要说“您好，阿里巴巴”。”
“那个时候没有人监督，大家都很自觉。早上8点多到了上班时间，大家就都上线，开始工作了。那个时候，每天会收到很多同事的问候邮件，还有马总的邮件，大家互相鼓励。闲暇的时间，我们会在网上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经常飚歌，还有很多人把自己做的菜秀在空间里。在一个本应该充满了恐慌的日子里，我们却感觉特别的快乐和温暖。”这是屠铮的记忆。
“我是最后撤离的，就在那天，有一个慈溪的客户跟青岛的客户签了一个300万元的单子，这是我记得的最高兴的一个单子，这样的事情很鼓舞人。对我们来说，隔离并没有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困扰，大家非常的团结，500多个人的团队，大家很多人都不认识，很多人都说非典让人感到现在的人情很冷，很淡薄，但是在这里完全没有感到。这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每每出去讲课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这段经历。”谈起这段往事，孔非依然沉浸在那种感动中。
阿里巴巴将灾难变成了机遇。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处于发展阶段或者成熟阶段的公司而言，还有抵御这种危机事件的实力，而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或者初创企业，隔离足以让他们恐慌，甚至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在这样的氛围下，在隔离期间，阿里巴巴的各方面的指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了很大的提升。由于隔离将传统的销售渠道封闭了，反而让一些人的目光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开始尝试电子商务。而且新的个人交易平台淘宝的上线也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显然，阿里巴巴的领导团队平时在公司内部一直被给予高度关注的企业文化的培养，在背后起了作用。
在公司成立之初，”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敬业”这些字眼一直被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每一个员工的大脑里，而且也一直都被各个级别的人身体例行。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还依然能把这些当成习惯。事后当很多客户知道了这段往事的时候，对于这个公司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信任。而阿里的员工自身也被这个集体和自己感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看到了这些字眼不只是一个口号，这些在其他公司也会经常被提及的字眼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不一样的效果。
在这个角度上，阿里巴巴的那套价值观体系得到凸显，从而也让这些精神随着这段记忆更深刻的嵌入了阿里巴巴人的脑海里，成为了他们的DNA。
所以，了解阿里巴巴历史的人，对它能够成为市值最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便不会感到意外。光环背后，除了八年面对寒冬的坚持，还有屠铮深信中国可以在电子商务上面做出自己的模式，想在电子商务上面做全中国伟大的公司的一种信念，而能够让这种信念一直撑到阳光来临的秘密，就是这些DNA。
基因制胜
如果说，阿里巴巴的成功是源于他们那种基因，那么看一看是什么让这个团队从18个人变成了现在的6000人，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阿里巴巴，或许是从侧面探究这些基因的一种方式。
财富似乎一直都不是阿里巴巴能够吸引人的地方。马云创业初期，正是互联网最热的时候，雅虎、TOM、新浪等公司利用手中大把的钱高薪网罗拔尖人才。但阿里巴巴并没有像这些网站一样，相反，几乎所有进入阿里巴巴的员工与管理者，他们的收入都会比原公司收入减少一大半，从8000元、9000元降到3000元是常事。
尽管如此，阿里巴巴依然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雅虎搜索引擎发明人和马云本来就是相识的朋友，但他到了阿里巴巴不仅工资降了一半，还失去了每年7位数的雅虎股权收入；公司现任CFO台湾人蔡崇信是耶鲁大学经济与法学博士，是全球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Invest AB的亚洲代表，当年在一次业务访问后，放着瑞典AB公司的副总裁不做，决定加盟阿里巴巴，并成了阿里巴巴的CFO。在GE工作达15年，并先后在财富500强企业BTR Plc及Ivensys Plc担任中国区总裁的官关明生也有着同样的经历。本可以退休回家什么都不做就拿着高额退休金的他，却来到了这个一名不文的小公司担任起了COO。当时，一个高盛的投资人来跟他说条件时，他甚至说不用说条件了，不管怎么样我都签字。马云说关明生是带钱来打工的，当时阿里巴巴很穷，来回与在国外的家人团聚的机票都是他自己付。然后跟着阿里人一起坐地铁，住一晚上一百块钱的招商宾馆。这些在阿里都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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